友在看電影

嚴格說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蔡明亮導演的電影。過去僅知道他會用許多長鏡頭，營造出生活的美感。這次走進電影院之後，才算得上是有點認識蔡明亮。

在《日子》的第一幕，即拍攝李康生坐在窗戶前面，看著外面的午後雷陣雨逐漸變大，再慢慢趨緩。下一幕隨即轉到李康生泡在浴池裡，第三幕又跳到山嵐繚繞之景，如此沒有連貫的剪輯，彷彿將日子切得破碎，留下許多不一定值得被記錄的片段。第四幕則是直接將亞儂引出，沒有任何鋪陳，就像是某個人直接進到自己的日子裡，一切都是不可預期的、突然的。過日子的確也是如此，除了已經規劃好的事情可以猜想之外，還經常發生許多偶然的、突發的事件，沒有人知道自己接下來將會認識什麼樣的人，又會跟他相處多久。

這兩個人在電影前期也是沒有交集，讓人越看越想知道他們將會如何認識彼此，認識之後又有哪些發展。但是《日子》就是這樣一直過下去，沒有預告，只有各式各樣破碎的畫面，起床、睡覺、煮飯、就醫。人所做的每件事都在讓自己能夠生存下去，能夠稍微無痛地生存。就像是李康生尋求民俗療法、看醫生、做泰式推拿，就是為了可以緩解肩頸的苦痛。電影雖然沒有明確的主線，但走到這裡，也隱隱約約浮現故事。這兩人的相遇便成為《日子》裡最刻意安排的橋段。一個人為了解除苦痛，一個人為了賺錢，兩人因此相識，短暫相處，完事後又回到平常的日子，彼此離開彼此的生活。

《日子》就是這樣雲淡風輕，決大部分都是瑣碎的小事，偶會發生一件令人暢快的事。這種愉快也是一時的，結束後，日子還是得過。

「死因的判斷並不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問題，每個證據都有它背後的原因，並不能因為大部分的證據都支持某種說法，就排除少部分證據可能會是破案的關鍵。」

《引爆點》是2018年上映的臺灣懸疑電影。周建生是一名法醫，接獲寶港村的一樁火燒船案件後，與檢察官金敏照合作，調查這樁案件的真相。起初，每個人都以為康文海引火自焚，抗議通聯石化污染海洋，讓村民捕到的魚、養殖的魚都殘存大量有毒物質。當周建生檢驗屍體時，才發現康文海的死因並不單純，特別是那顆發光的腎臟，證明他有慢性中毒的跡象。此外，他身上還有凍瘡和其他傷痕，顯示這起案件並非自殺，必須更進一步調查，才有機會找到真相。

在這部電影中，不難看見雲林六輕或是高雄工業區污染的影子。就連電影中設定的地點高雲縣，也是臺灣海洋污染、空氣污染數一數二嚴重的地方，高雄市與雲林縣。對於檢察官而言，這起案件是可以揭發通聯石化弊案的導火線，所以她不願意讓這起案件草草結束。對於縣長而言，這起案件可以是他的籌碼，要求工廠達到他的要求，同時還可以籠絡民心。面對環境問題，就無法避開政治、經濟。就像是在電影裡，雖然法院勒令通聯石化即日起停業，直到通過環評，但是通聯石化停業，影響的是政府的稅收，影響的是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所以政府也想要盡快通過環評，結案。若是讓真相赤裸裸地展現在眾人面前，可能任誰也無法承擔這個後果，因為在真相底下，盤根錯節，許多企業、政治人物或是其他小人物皆是這個網絡的一部份。當金敏照說為了真相她可以拋棄一切時，似乎也暗示了她必須為這起案件負責。

真相與正義是每個人都能夠輕易說出的兩個詞，在戲劇或電影中，也經常以媒體或法律象徵真相或正義。媒體或法律也成為電影或戲劇中最危險的兩項工具，一旦劇情走向法庭，通常都是一場災難。就像是《熔爐》在中段提起訴訟，後半段的劇情幾乎都在法庭，故事情節也都在原告與被告的辯論之中草率地過去。或是《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2》中，將記者視為正義化身，試圖找到真相，但放大了格局後，自己也無法收拾。《火神的眼淚》更是粗魯地暴露今天媒體的問題，節外生枝。相較之下，《引爆點》就相對聰明。它讓記者在必要的時間出現，讓新聞成為破案的一種手段。整部電影也沒有確立兇手，讓每個角色都沒有走向絕對的善與惡。因此，可以看見金敏照的一意孤行，可以看見周建生的恣意行動，也可以看見縣長的兩面模樣。在這部電影裡面沒有英雄，只有犧牲者，每個人都是在這個社會結構底下的犧牲者。

 　　「我獨自住在城堡裡。有錢人花錢聽我彈鋼琴，這使他們覺得很有氣質，下了台之後，我仍然是普通的黑鬼。」

《幸福綠皮書》的故事背景於1960年代初期的美國，音樂家唐・薛利（Don Shirley）決定要在美國南方展開巡迴表演，並且雇用東尼・瓦勒隆加（Tony Vallelonga）作為他的司機。從此展開兩個月的旅程。

《綠皮書》名稱來自於一本旅遊手冊，專門為黑人所寫，裡面包含黑人可以住的旅店、可以去的餐廳、可以去的景點。在種族隔離的年代裡，這本旅遊手冊幾乎是黑人旅遊的必需品。尤其在美國南方，種族歧視更嚴重，黑人一旦進到不能去的地方，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東尼的任務便是安全地載薛利到南方各州表演，並且平安回到紐約。薛利雖然能夠留在北方，為白人富有家族演奏，但是他不想要。他認為自己就像住在城堡裡，獨自一人，過沒有尊嚴的生活。在白人需要他時，他彈鋼琴；不需要時，就離開。在鋼琴之外，他只是個普通的黑人，但是他又學過音樂，文化水準硬是比其他黑人高，所以黑人也排擠他。他變得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除了音樂和尊嚴，他一無所有。因此，維持僅存的尊嚴。即便是其他人看不起他，他也不可以瞧不起自己。他也將這套準則用於他的雇員。要求東尼不能偷竊、不能賭博，不欲看見東尼衝動、不欲看見東尼賄賂。這些原則成為緞帶，束縛自己，也包裝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人。

東尼則是在江湖走跳多年，了解酒吧的型態，了解警衛的習性。浸於這些環境的緣故，東尼已是不拘小節的人。他可以無所謂地吃了滿身的炸雞；可以穿著西裝跪在地上和別人賭博；可以走在法律邊緣，介於偷竊與不偷竊之間。身為白人，東尼卻有義大利的血統，所以也不為所有人接受。尤其是在南方，雖然外表可以讓其他人承認他就是白人，但證件拿出來，義大利血統便一覽無遺。對薛利而言，可能他的名字只是難唸而已；對英國血統的白人而言，東尼為黑人做事卻不須質疑，畢竟兩人的等級相當。這部電影隱隱然呈現美國的階級潛規則。

雖然兩人至始至終都屬於契約關係，但隨著巡迴表演走向尾聲，他們對彼此的了解也越來越深。最初透過刻板印象了解彼此；中期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解；後期改變自己，適應兩人相處的模式；最後在契約之外，也成為重要朋友。這部電影有明顯的起承轉合，情感鋪張也在這個結構中發展，可以說是中規中矩的一部電影。就連天氣設定也相當規矩，雨天出現衝突，雪天出現阻礙，聖誕節作為團聚收尾。但是在這部電影中，可以看見薛利逐漸拆開緞帶，不向這個社會結構妥協；也可以看見東尼不再只是服從於契約關係，而是將他視為最重要的朋友，捍衛他的安危。因為兩個人相遇，才能讓彼此更看清對方，將對方視為一個人看待，而不是一個族群中的公約數。

【影評－親愛的房客】

「如果我是女生，我的先生死了，我繼續照顧他的親人，你還會問我一樣的問題嗎？」

這是林健一對王立維的愛的表現。他一面照顧患有糖尿病的阿姨，一面照顧國小的「兒子」，無怨無悔，默默承受阿姨各種無理的要求，也承受了整個家庭的罪。或許這就是導演想要表達的親情之愛，它是無條件的，是包容的，是不受限於血緣的。同樣是一部試圖打破家庭結構的電影，《親愛的房客》絕對能夠與《小偷家族》匹敵。《小偷家族》裡的親情之愛，是透過「偷」的；《親愛的房客》裡的親情之愛，則是透過「奪」的。因為電影裡藏著些微的暴力，就像是林健一直接向王立維的妻子說：「難道你不知道你的丈夫是Gay嗎？」間接逼迫他的妻子提出離婚。雖然換得兩人能夠重新在一起，但這個美滿家庭的背後，卻是先經歷了一番犧牲，同時也造成周秀玉的不諒解與排斥。

同樣無法理解這個家庭的是王立綱，王立綱可以說是帶給這部電影懸疑感的重要角色。他始終如一地站在林健一的對立面，不只是欠了一屁股債而逃往中國，過年回家時也肖想這個家的價值。等到周秀玉過世後，他企圖拉攏王悠宇，覬覦這個家庭的財產。正是因為這些盤算，他開始尋找各種可以攻擊林健一的線索，透過法律途徑、心理諮商，以拉開王悠宇和林健一的距離。為了達到目的，王立綱創造了一套合乎邏輯的論述：林健一先是灌了王立維迷魂湯，再收養了王悠宇，最後毒死周秀玉，而且房地產又過戶給王悠宇，便等於是林健一擁有這間房子。電影透過他的口吻，將芬太尼、地契、收養事實等關鍵因素串聯在一起，形成另一套故事，最後再一一破解，產生令人意料之外的效果。實際上，這樣的論述也就只是建立在王立綱的個人利益以及他對同性戀的排斥之上。不只是他的立場與林健一對立，就連行為也與林健一對立。一個是雖然有血緣，但不曾為家庭付出，還想要從家庭裡貪得一些私利；一個是沒有血緣，但無私地為這個家庭付出，還不求任何回報。這種對立正也形成一種諷刺，也許血緣在這個社會裡的價值就只剩下繼承，繼承之外的，便並非所有人都可以贊同，甚至是能夠做出行動。

也許《親愛的房客》就是想要告訴觀眾，只要是全心全意、無條件的愛，便能夠讓其他人也能夠感受到，最明顯的轉變就是周秀玉。她說：「其實我內心早就沒有怨你了，你也不要再一直怪自己了。」就能夠看見她從排斥林健一到接納的轉變，這種轉變也許是因為知道自己已經活不久了，所以放下所有罣礙；也許是因為她默默地看著林健一真誠的付出。然而，這部電影也顯示了社會看待非我族類的異樣眼光，不論是王立綱或是鋼琴教室。《親愛的房客》成功的地方便是將同志族群化成生活的一部分，不同於其他同志小情小愛的電影，它只是將同志當作一種材料，代表尚未被社會完全接納的族群。若今天改以其他被社會排斥或是被質疑能力的族群，這部電影依然能夠完整。

　　「放心，這裡沒有壞人。」

在這間聾啞學校裡，沒有好人也沒有壞人，好人同時也是壞人，壞人同時也是好人。整間學校充滿加害者與被害者，且被害者都默默承受，當成一場遊戲，有點痛的遊戲。《無聲》正反映了這群學生無法說話，同時他們受性侵了，也沒有人能夠聽見他們的聲音。學校正是這樣包容的地方，老師很有耐心地教導學生，也很信任學生只是在玩，所以兩年來，沒有老師願意為貝貝發聲。

發現貝貝受性侵的是張誠。某日的校車裡，張誠看見最後一排掛著一排外套，探頭一看，發現幾個男同學強壓著貝貝，並且脫她的內褲，強暴她。坐在他們前面的是小光，小光警告張誠要保密。然而，張誠選擇帶著貝貝向王老師告狀，整個校園性侵案才曝光。

貝貝為了不要被其他同學排擠，選擇默默承受這些痛苦。一開始，她也有在日記中提到自己覺得不舒服，但是老師只有說：「你有跟他們說過，你不喜歡嗎？」貝貝搖頭。老師又說：「那也只是他們在玩而已，小光很乖的，他不會做出這種事。」大概因為如此，貝貝不再相信老師會幫她解決問題，她也相信他們只是在玩，雖然這種玩法讓她覺得痛。唯有轉念，才能讓貝貝好過些。貝貝從此任由其他男生跟她「玩」。她心裡清楚，如果不讓男生跟她玩，她在這裡就會沒有朋友，如果她在這裡沒有朋友，到聽人學校就更不會有朋友。青少年重視同儕關係，她也不例外。她也知道，別人讓她感到不舒服就是性侵害的一種，是要接受處罰的。但是在這個結構中，她被逼得服從。張誠是剛進入這個結構的人，他看見貝貝痛苦的樣子，理所當然地會希望她能夠向老師反映，但是他不知道，貝貝對老師早已不信任，反正跟任何老師說都一樣，老師都只會憑著對小光的好印象認定小光不會性侵其他人。張誠卻是相信王老師的，畢竟王老師曾替他解圍，即便透過兩邊說謊的方式。王老師知道後也著手調查這一連串的性侵案。

初來乍到的張誠，帶著觀眾探究這間學校的秘辛，就像是他半夜聽見哀嚎聲，又受到貝貝的手電筒吸引，前往遊泳池。往後開始猜忌他所喜歡的貝貝是否也是共犯，他不解為什麼貝貝受到欺負後，還是能夠跟小光他們很自然地玩在一起，開始覺得貝貝很噁心。直到某天晚上他被抓去「一起玩」，貝貝解救了他，他才知道他誤解了貝貝。從此以後，張誠為了保護貝貝，什麼事都願意做。張誠在這部電影裡頭，充滿菜味，一方面為了帶觀眾一步一步貼近問題的核心，另一方面則是展現出他無畏的性格。因為他敢衝撞這個結構，所以王老師才有辦法知道這些事件。即便犧牲自己，他仍然要達到對貝貝的承諾，這種義無反顧的精神，也讓我們跟著他思考：「為什麼好人都要接受懲罰？」即使看電影的我們都知道，張誠犯的錯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他媽媽、老師或是其他人都只有看見他犯錯的事實，自然而然也就帶入成見。從這裡就能看見，很多時候只要披著模範生的光環，他的過錯就能夠輕易地被掩蓋，小光正是如此。

　　「相傳那些冬天沒有凍死的紋白蝶，春天就會化身成小黃蝶再飛回來。」

許多事情就像紋白蝶和小黃蝶一樣周而復始，同樣的事會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同樣的人面前。《橫山家之味》便是在良多回老家的兩天當中敘述多種不斷重複發生的故事。是枝裕和的厲害之處就是能夠以日常生活中簡單的事來表達不同人物互動間的各種暗流，在良多回老家的過程中，家庭中每個成員必須面對的問題都一一浮現在餐桌上。

從橫山良多說起，過去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是一位醫生，他和哥哥都受到他父親的影響，想要當醫生。父親對他們而言，不只是模範的代表，還是一種壓力源。哥哥純平成為了醫生，但後來他為了救西澤，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家中唯一的希望頓時成了幻影。對父親而言，這樣的打擊極大，因為良多不夠成材，沒能像純平一樣當個醫生。一位醫生父親竟然無法教出一位醫生兒子，更何況他是他們鄉村中唯一的一位醫生，鄰居總是對他們家抱持景仰及期望。父親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面對周圍鄰居。對母親而言，那就是西澤親手毀了自己栽培十幾二十年的兒子，就像是種了一顆果樹，看著它從幼苗長大，正準備收成時，被其他人親手砍了。多少道歉都無法挽回這個事實，更何況西澤可能認為道歉完就可以讓事情告一個段落，即便抱著悔意，但這悔意也不足以影響他將來的一生。當西澤說：「我會連純平的份好好活下去的。」不管是恭平和淑子都聽不下去，一個是認為媒體打工的人怎麼能跟我家醫生比較，另一個則是看見他還抱著愧疚便覺得滿足了。

多良在這樣的家庭下生長，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深遠，但他並不像自己哥哥一樣，依著家裡的期待一路往上爬。他想要做的就是證明醫生以外的職業也可以很有地位。然而，他並沒有成功說服家人，所以他乾脆不回家了。就像是他在最後說：「看起來以後還是一年回來一次就好。」也可以看見他在家裡的尷尬。他與父親的每一次對話不外乎都在強調工作，在面對一個將自己醫生職位捧得高高在上的人時，他的每一句話儼然都沒有任何效用。小孩未來想要成為鋼琴調音師，恭平勸他還是當醫生好，良多則是強調鋼琴調音師也很好。西澤說他正在媒體打工，恭平貶低他的工作，良多也是跳出來表示媒體沒有不好。這些情景不外乎都是為了反抗恭平的價值觀，刻意正當化自己不當醫生的理由。不管職業高尚與否，多良也是找了一份工作穩定地生活，也娶了妻子，也還有小孩。就像紋白蝶一樣，沒有在冬天被凍死，反而在春天化身成小黃蝶回家。

至於恭平，雖然當了醫生，乍看之下他已經是個成功的男人，但在家中他也不是過得順遂。醫生在這部電影中象徵高地位，所以恭平一方面能受到他人景仰，另一方面卻也受到他人高度檢視。就像是鄰居對他說：「看起來我的身體快不行了，到時候還是得靠醫生照顧了。」他回：「那我也得活得比你久才行。」由此可見，恭平即使到了退休年齡，他還是受到人情壓力，須負起照顧整座村莊的責任，畢竟整個村子就他一位醫生。而他也仗著自己的權勢在外面偷吃，並假裝淑子不知道，殊不知淑子全看在眼裡，只是沒有搬上檯面而已。當淑子說她看見他偷吃時聽到的音樂，就將唱片買回家，再三播放。某方面來看，這也是她對恭平的一種折磨。因此，她才知道家裡的唱片機還能夠使用，雖然唱針已經生鏽了。淑子在這個家中也像是紋白蝶，在這個問題下熬了幾十年，但我相信她並沒有成為小黃蝶，因為她的心中仍然惦記著自己兒子的死亡以及恭平的出軌。

「我一輩子做牛做馬，沒有聽過你跟我說一句謝謝。」

生長在台南大家族的林秀英，在陳伯昌離開後，獨自撫養三個女兒長大，早已成為堅強的母親。在她70大壽的那天，陳伯昌剛好離開人世，逼得林秀英必須再次面對陳伯昌與她的過去。也因為林秀英的壽宴和陳伯昌的告別式，讓陳家三姊妹齊聚於台南，一起面對家族共業。也是因為陳伯昌，讓林秀英和三個女兒在林家被其他人看不起。林秀英面對背後的家族，獨自一人堅持炸蝦捲，從小攤販做到大餐廳，「孤味」正是這個意思，堅持一種味道，做到家喻戶曉。然而，這種堅持使得林秀英也想要掌握家裡的各種事，只要任何事不如她的意，她就會埋怨，所以陳宛青才不願意告訴她乳癌復發的事，陳宛佳也想要對她叛逆。

陳宛佳留住在台南，繼承媽媽的餐廳，所以她受到媽媽的控制最多，也對媽媽的意見最多。即便她接手了媽媽的餐廳，實際上，餐廳裡的許多大小事都還是由林秀英經手。這讓陳宛佳感到不是滋味，但她也無可奈何。再加上她對家庭的所知甚少，以及衝動的傻勁，讓她在整部電影中，成為帶領觀眾探索家族秘辛的角色。也許是這個緣故，讓陳宛佳在服喪期間看起來就像是與媽媽作對，轉而同情、支持蔡美林。同樣身為愛陳伯昌的女人，陳宛佳認為蔡美林並沒有愛得比林秀英少，就只是差一個名份而已，憑什麼她就不能見陳伯昌的最後一面？

陳宛瑜正好就與陳宛佳相反，她從小就是個想要討好家族的孩子，她覺得只要考好，爸爸就會回來看她，結果拿了一路的好成績，考上了醫學院，成為舅舅的驕傲，又嫁給一位醫生，整個生活就是如此順遂。陳宛瑜並不快樂。她的相簿除了得獎照片，什麼都沒有。她的人生彷彿就是為了其他人而活，就是因為這樣，她才想要把女兒送出國，讓她有更多選擇。陳宛瑜的性格也讓她看起來像是與站在林秀英同一陣線，反對蔡美林介入告別式。她的強勢彷彿也複製了媽媽的性格，很希望自己可以管好家庭，可以掌握丈夫小孩的行蹤，但她沒有意識到，她的丈夫和小孩感到不舒服，就像是林秀英沒有感受到陳宛青和陳宛佳的不舒服。

面對生與死，陳宛青或許更能體會陳伯昌的感受，因為她放下了各種評論的羈絆，順著自己的心前進。她就像是個醉人，在大家的面前展現瘋癲的模樣，同時她卻是最清醒的，她了解家裡的秘密和家族的問題，所以她選擇跟這個家保持距離，只要在需要的時刻出現就可以了。

“Never give up for fight.”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改編自真實故事，故事背景設定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描述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過程。女性在這個時代，往往被社會視為生育、養育小孩的身分。他們無法像男性一樣能夠理性思考，所以只能從事一些勞動、照顧的工作，更遑論要決定國會的成員、進入國會立法。主角Maud Watts在電影一開始便是位在這個時代中「典型的」女性，她白天在紡織廠工作，晚上回家照顧小孩，從小到大沒有讀過任何一點書，完美詮釋當時女性「不配擁有知識」的觀念。這部電影便是以一位典型女性的視角看當時女權運動中的各種暴力行為，認為這些行動是「不理性」、她們是一群「不受教」的人，到最後加入女權運動的過程。

雖然梅莉史翠普有演這部電影，但她在這部電影中並不是主要角色。她和在《鐵娘子The Iron Lady》裡演的角色有些類似，都是一位具有領導風範、講話有渲染力的角色。然而，這部電影要看的並不是一個領導者要怎麼用一些穿透力強的話語來打進一般女性的心，而是看一個從未想過要擁有投票權去改變法律的人為什麼要走上女權運動，所以Maud Watts才會是個最好的角色。在她第一次聽到Emmeline Pankhurst的演講，當中提到：「We want not to be lawbreakers, we want to be lawmakers.」也是在她心中埋下一顆參與運動的種子。法律在任何時代都一樣，都是被有權者掌控。在當時，法律是被男性所掌控的，所以女性在法庭上、國會上說的話基本上都不算數。在家庭中，女性沒有財產權，丈夫在家裡也要做好管教妻子的責任，因為女性在心智上是「不成熟」、「不理性」的。甚至丈夫說要帶走小孩，妻子沒有權利阻止。Maud Watts會加入女權運動的導火線便是自己沒辦法再照顧自己的小孩。如果得到投票權，就能夠改變國會成員的結構、修改法律，最後讓女性在家中和男性有相同的權利。

        這部電影為了凸顯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低下，所以對於男性的刻畫，往往只有單一的面向，藉以表現男性是如何欺壓女性的。在同樣的地方工作，女性的薪資比男性少、工時比男性長，且工廠環境惡劣，女性必須整天在工廠裡工作，男性可以藉由送貨暫時離開工廠。在國會內部，雖然有讓女性進去說供詞，但總有一個說法不去改變現有法律。對外則與媒體勾結，壓住女權運動的新聞，或是報導女權運動的醜聞。這些景況換個時代、換個地點、換個角色，其實都長一個樣。不管是二戰後非洲、東南亞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或是現今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都一樣。受到壓迫的那方往往是最沒有權力的，而且大部分被壓迫的人並不會有知覺自己是被壓迫的一方，甚至認為那些搞運動的人是不理性的，畢竟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只要能夠好好生活就好了。

「孩子發生這種事的時候我也在場，卻無能為力。現在要是放棄的話，我也沒有信心做好松兒的爸爸。」

在法院攻防戰前，仁浩是這樣跟媽媽說的。仁浩認為他自己是親耳聽見孩子們遭受性侵的事件，所以他必須為這些孩子伸張正義。《熔爐》正是以聾啞學校的性侵案作為開端，述說整起事件始末。說來也奇怪，雖然是一件聾啞學校，但是這裡沒有一位老師懂手語，面對學生，老師都是大吼大叫外加動手動腳。學生充滿恐懼，卻哪裡也無法逃，因為這裡的學生，通常家庭都有些缺陷，不是被棄養，就是天生孤兒。仁浩進到學校，看見學生便友善地打招呼，學生的反應卻是怯生生地離開，這讓仁浩感到有點不解。他到班上教美術時，那沉寂的氣氛充滿詭譎，其實也讓仁浩覺得不自然。直到他看見民秀被朴老師打，才意識到，原來學校的老師都不會打手語。這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晚上仁浩又聽到女廁出現詭異的慘叫聲，後來又被學生帶往陽台，發現一位女同學正被舍監「處罰」，壓在正在攪動的洗衣機裡。一件又一件的校園霸凌事件揭露在仁浩面前，逼得仁浩不得不為學生發聲。

隨著仁浩著手越深，就會發現他面對的並不只是單一個案，背後整個權力結構都會聯手對抗他，使得這起校園性侵案變得更加棘手。校長不只擁有廣大人脈與金錢，還擁有極良好的形象，使得全霧津的人民都信任他。再加上這間本身就是基督教的學校，是為耶穌拯救那些背負痛苦的學生的，外頭的人怎樣都不認為校長或老師會成為性侵孩子的壞人。因此，當校長、行政處長與朴老師被羈押時，抗議的民眾全聚集在法院前，指控他們散布謠言。幼真輕聲對仁浩道：「還好這些孩子聽不到。」也諷刺這個社會，即使大眾耳聰目明，還是會被形象、金錢或是其他美好的表面蒙蔽。這樣的共犯結構無非想要凸顯壞人多麼邪惡，透過各種法律規則，設置重重關卡，目的就是要讓自己逃脫罪刑。而且只要掌握名利，就能夠犧牲那些聾啞學生，還能夠滿足自己的慾望。對他們而言，開一間學校早已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獲利。

越是凸顯校方的邪惡，越能彰顯仁浩與幼真的善良。創造出這樣二元對立的手法，便能有效率地勾起觀眾的憐憫心。這部電影能夠發酵議題，我想這也與大眾的品味有關。就如同其他英雄電影，良善終能擊敗邪惡，但是真擊敗嗎？最後法官也只有判三個人有期徒刑，時間一到，他們就能繼續「為弱勢服務」，彷彿過去鬧的沸沸揚揚，未來都將付之一炬。韓國人大概也是看到這樣的結局，才決定起身倡議。然而，這樣的拍攝手法也使得人物淪落於單一形象，我們看不見校方的善，同時也看不見仁浩與幼真的惡，最後也就只剩瑪莉歐式的闖關遊戲。

雖是如此，電影裏頭還是有些細膩之處。例如破了三次車窗，分別是片頭要呈現霧津的冷、幼真接獲採訪通知卻鎖在車門外，與仁浩氣自己無能為力。第一次大概要讓仁浩感覺到霧津就是如此寒冷，這種冷是椎心刺骨的冷，就像孩子們對這間學校感到絕望。在這巨大熔爐裏，誰也無法逃離。第二次與第三次可能就是要呼應破窗效應，如果沒有人舉發，這起案件就只會捲入更多人。當然也有人因為如此，離開霧津後就在首爾有更好的未來。這正好也呼應了《熔爐》這部電影的名字，整個學校就是一座熔爐，所有人都一樣，一樣聾啞，一樣受師長欺負，一樣只能服從私刑。

　　「如果你給我的，跟你給別人的，是一樣的，那我就不要了。」

隨著同志運動蓬勃，同志族群的電影也受到越來越高的標準評斷，觀眾已經不再只是看了它，了解同志族群與異性戀族群的愛是一樣的，反而期待看到更多同志議題或是更深刻的情緒。如果沒有，便會有人認為這就是一部消費同志族群的電影。

這部電影本身劇情就只剩下張家漢的回憶，也沒有更多的議題可以討論，所以若是它的結構鬆散或是劇情張力不夠，就很難有很高的評價。《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可以說是達到上述的兩個標準了，至少它的故事完整度夠高。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時間設定於1988年，那是臺灣解嚴後的第一年，形式上已經自由了，但是有許多觀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至少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便為其中一例。因此，同性戀在當時經常被排斥甚至被壓迫，張家漢與王柏德便在這種環境下產生情愫，開啟一連串的禁忌之戀。張家漢與王柏德，一個內斂一個外放，一個拘謹一個莽撞，兩人形成一種巧妙的對比。這種對比使彼此愈加靠近，乃至於表現情欲的流動。這些流動以各種隱喻呈現，就像是兩人在同一張床上吃核桃，因為核桃本身就是一種種子，是生殖器官的一部分，用來暗示接下來發生的性行為。或是兩個人在泳池憋氣，王柏德輕拍張家漢的肩膀，發生第一次的觸動。或是兩人潛入私人電影放映室，在銀幕前以剪影挑逗對方。種種行為都讓張家漢覺得這就是愛的表現。這種愛的表現在當時卻是不合乎體制的，王柏德雖然勇於挑戰教官的權威，但是他回過頭來，面對自己與張家漢的情感時，卻也無法鼓起勇氣抵抗。畢竟教官是一個人，他的作為本身就引起許多人反感，所以王柏德起身反抗，也能得到其他同學的支持，就像是他們在軍歌比賽中，結合〈夜襲〉與〈這個世界〉，即使當場被教官中止表演，但是這對他們而言，就是個重要的突破。他與張家漢的情感本身卻是會引起許多人反感，尤其對青少年而言，同儕支持是此時最重要的人生課題，所以王柏德選擇退縮，與另一個女孩交往，迎合體制。

有鑑於這部電影還在上映期間，我會盡量不暴雷，並且寫出我對這部電影的評論。

很多人說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如看《消失的情人節》，我認為這種評價過高，但畢竟我也還沒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所以我只能針對《消失的情人節》評論。也許是劇情的設定引人注目，畢竟過去操弄時間的電影多停留在穿越時空或是暫停時間，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導致時空出現誤差的電影，《消失的情人節》可以說是第一部。

楊曉淇時間過得比任何人都快，而阿泰時間過得比任何人都慢，長久下來，兩個人的時間出現了落差。就像是有人每天在郵局裡存一百元，一年後存摺裡就有36,500元，外加利息；但也有人每天在郵局提款一百元，當存摺沒錢了，他就必須再把錢存進去。這部電影便是透過這種概念，從時間快的人身上挪出一些時間到時間慢的人身上，如此一來時間快的人就會突然發現自己少了一天，時間慢的人則會發現自己多了一天。消失的情人節便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它消失了。

在「消失」上，這部電影也著墨了許多。有許多東西是我們弄丟了卻也不會在意的，例如橡皮擦，十元的橡皮擦，弄丟了頂多再買一個，而且它體積小，弄丟也是正常的。也有許多東西是我們弄丟了卻忘不了的，情人節消失了便是楊曉淇忘不了的一件事。電影在這裡刻意製造懸疑的效果，等到以阿泰為中心的劇情出來以後，才說明楊曉淇少了一天的原因。透過兩人的對比，這部電影大概也想要讓觀眾反思時間的問題。越是走向現代社會，人們的步調便越快，快到最後彷彿效率就是一切。在郵局裡，我們都希望櫃台人員最好能迅速辦完我們的事，印章啪啪兩聲，點鈔機刷刷幾聲，就立刻叫下一號，中間完全沒有緩衝的時間。事情如果做的太慢，就會被其他人嫌棄，希望他能夠趕上大家的節奏。然而，在這社會中，大家忽略的是每個人的節奏本來就不同，因此才創造出多元的世界。每個人都只希望自己的節奏能與其他人一樣，只有維持一樣，才不會被其他人責罵。

也許是因為這部電影太著重於時間，就連男女主角的性格也只剩下急躁和緩慢，楊曉淇為什麼會為了等一個不知道還會不會出現的人而調到其他郵局？或是楊曉淇如何放下「初戀」？在這部電影中，也就只是草草帶過。除了男女主角有性格外，其他角色的性格直接消失，甚至淪為工具。劉文森很盡責地擔任愛情騙子，顯得他的離去很不負責任。或是楊曉淇父親出場就是為了解釋這部電影的原理，逼著觀眾必須跟著電影在公車上等。都可以顯示這部電影不夠細緻之處。

「那都是媽媽的一廂情願。又不是生下了小孩就能夠當母親。」

《小偷家族》這部電影大概就是是枝裕和想要挑戰家庭觀念的一部電影，在這個家庭當中，每個成員都沒有血緣關係，他們憑藉的是一種患難與共的精神一同生活下去。電影的一開始，就用一種俏皮的拍攝手法側寫祥太在超商偷東西的過程，且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受到家暴的小女孩樹里。從這些畫面當中都可以看見這個家族不只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偷東西，他們偷的更是一份情感。也許用「偷」這個字眼會帶給人們一種負面的想像，但換個角度想，當東西沒有了主人，或是孩子沒有了照顧他的人，這還能不能叫做「偷」？在祥太偷東西之後，問了父親偷竊這件事是對的嗎？父親回應他：「店裡的東西還沒有主人，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拿。」或是回到家後，姊姊跟父親說：「這是誘拐。」父親回應：「孩子的爸媽都不要他了，讓他在這裡住個幾天，算是借住吧。」都是導演試圖挑戰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社會的道德規範讓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認為商品放在店裡就是等人拿錢交換；也讓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認為被父母遺棄的孩子就是應該要送到機構照顧，且須透過收出養的程序把孩子帶到新的家庭裡；或是讓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不管家暴多麼嚴重，孩子終究是在這個家庭裡的，如果暴力仍無法解決，就會有相關單位將受暴者與相對人隔離，但不至於剝奪親權。然而，這些思考模式往往都是以「家庭」或是「社會」為單位，而非以「個人」為單位進行討論的。因此，當新聞報導樹里已經被學校諮商中心通報失蹤以後，大眾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麼你們要隱匿事實？為什麼你們沒有盡到照顧的責任？」沒有人關注小女孩現在去哪裡了，她現在過得怎麼樣。當然，如果小女孩被藏匿得好，也沒有人能夠找到她，她就像是顧客一般走入商店，或是像路人一樣走在街上。小女孩能夠過這樣的生活，也必須歸咎於「小偷家族」對她的照顧。

在這部電影當中，為了要與現今的社會道德規範對話，這些思維也經常透過祥太的思索呈現。從父親與祥太在海上的對話就可以知道祥太正處於青春期，這也是電影裡頭少數談論性話題的地方，刻意選擇大海作為場景，也許就是要隱喻祥太準備進到下個人生階段。雖然姊姊亞紀在風化場所工作，但在他的工作地點中，凸顯的不是情慾的流動，反而是心與心的交流。祥太在電影開始的半小時內，就開始思考偷竊這件事到底是不是可以做的。雖然祥太始終都在內心掙扎著能不能偷竊這件事，但他還是不敢表現出叛逆的行為，在這之中也可以發現權力的流動往往是在不經意的過程中產生的。縱使父親沒有要求他一定要把風，但祥太仍然覺得這就是他當下應該要做的，因為這個家庭就是透過這樣的互助關係才能維持下去。在雜貨店老闆告訴他不要讓妹妹（樹里）偷東西後，這種「道德感」更是對他舊有的思維產生衝擊。「該不該偷東西」這個問題至始至終都在祥太的心中攪動，而且得不到解答，但這也是祥太對這個家族產生不信任感的開始，畢竟家裡的人從來都沒有給祥太一個他想要聽到的解答──為什麼他們都在說我們不能偷東西？當家人趁著祥太住院要逃跑的事透過社工（也可能是其他職業）轉譯後，讓祥太對這個家的不信任也變得更高漲。不過導演也選擇讓這個不信任感停留在這個地方。

《小偷家族》這部電影呈現出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組在一起還是可以成為一個家庭，有時候這份感情甚至可以比親情還要親密。對信代而言，沒有血緣那又如何？只要比樹里的媽媽更愛樹里，依然也可以成為一個好媽媽。家族成員彼此的羈絆也是時時刻刻都反映在電影裡，它不只是為家庭成員帶來溫暖，同時也可能帶來傷害。就像是信代最後頂下所有的罪，並且跟柴田治說：「你是有前科的人，如果我這樣做，也不需要坐太久的牢。」或是祥太看見樹里在不對的時機偷東西，便打翻罐頭隨便拿了一袋橘子跑出超商。這些情景都反映了為了其他人好，所以選擇犧牲的心態。

所以說，家庭是否需要血緣關係？在這部電影當中，可以看見每個家庭成員共同為了生存而努力，所以他們的感情比許多原生家庭都來的更深更濃，但在這些濃厚的情感中也暗藏著彼此利用的暗流，也許沒有社會大眾想像的那種烏托邦式的家庭來得純粹。然而，他們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還是選擇要一起在同一個屋簷下，不會輕易拋棄彼此。光是這點就足以告訴大家：「並不是每個生下孩子的媽媽都能成為一個好母親。」